沉默的大多數

控诉和忏悔——电影《生死朗读》观后

作者：漫手織文

15岁的男孩米夏爱上了一个比他大20岁的女人汉娜，这段恋情只持续了一个夏天，汉娜不辞而别，这给米夏造成了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八年之后，米夏再次见 到汉娜，在一场对集中营纳粹的审判法庭上，汉娜等六名纳粹罪犯被控犯有谋杀罪。这部电影改编自德国人本哈德.施林克的同名小说，这样一段故事被作者赋予了 多重的含义和象征。事实上这个故事是一个政治寓言，米夏和比自己大20岁的汉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象征性的关系，那象征着德国无辜的年轻一代与自己参与了、 旁观了、容忍了纳粹罪恶的父辈一代人之间的关系。孩子对父母的感情是无法割舍的，一如米夏对汉娜无法忘怀的爱情。

在汉娜不辞而别之后，米 夏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学习法律，他作为战后德国的新一代大学生参加了纳粹历史研究班，积极投身于对纳粹罪恶的调查清理工作，代表年轻一代揭露和清算自己的 父辈——纳粹一代的罪责。米夏自认为自己对纳粹历史有着清楚的道德判断，然而当他在法庭上遇见汉娜并旁听了这一场庭审之后，他发现了汉娜的双重秘密，他知 道了汉娜的纳粹历史，也知道了导致汉娜突然离他而去的和让汉娜陷入纳粹泥潭的是同一个原因——汉娜是个文盲。她极力向世人隐瞒这个真相，所以她在得到电车 公司的提拔后，她悄然离去，而并非是因为与米夏的争吵。同样的原因，在她得到西门子公司的提拔后，她却离开了西门子公司，报名去了集中营当了一名女看守， 而并非是她喜欢当一名党卫军，更不是因为她憎恨犹太人。这一切却让米夏陷入了难以理清的感情与道德的纠结之中。

在第一天庭审结束后，教授 看到独自沉思的米夏，便询问他对庭审的感受，米夏说：“我不知道，我觉得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的，汉娜不是电影里或者书刊、报纸上描写的那个与自己 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一个邪恶的纳粹，米夏了解汉娜、曾经深深地爱着汉娜，至今仍无法摆脱这份感情，他无法想象那个曾经在他生病时照顾他、送她回家，那个 在床上温柔地爱抚他、为他洗澡，那个跟他一起郊游，为教堂里的歌声感动不已的汉娜居然是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看守，他不相信汉娜是一个施虐 狂、一个冷血的杀人魔鬼，他无法把这些词汇与他所了解的汉娜连接起来，汉娜是一个普通人，但这样一个正常的普通人如何会犯下这样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米夏 困惑了。这肯定也是那些知道了自己的父母的纳粹罪行的年轻一代的困惑与纠结。

汉娜是一个有着正常情感的普通的德国人。她整洁、一丝不苟， 她会把自己洗干净的衣服乃至内衣全部熨烫平整。她认真、干练、要强，她总是努力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无论那是什么工作，所以她在西门子公司工作，能够得 到西门子公司的升职，在电车公司工作，又得到了电车公司的升职，但她只知道该做好自己的工作，却不知道还有不该干的工作，所以她在党卫军里做集中营的女看 守也一样地恪尽职守。赫内的《党卫军》一书记载了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回忆，他说：“在我认识的党卫队队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不曾救过别人的性 命，虐待狂是少数，真正具有病态主动犯罪的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其他的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完全能分辨善恶，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纽伦堡审判 时，许多纳粹都辩解道，作为一个军人，执行法律和服从命令是天职，何罪之有？尽忠尽职向来被所有的社会视为道德，然而当一个国家有组织地犯罪的时候，这种 尽忠尽职的行为惯性则成为毁灭人类的最有力的推手。

汉娜等六个被起诉的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在每个月集中营来了新犯人的时候，都需要挑出 六十名体弱者送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被处死，所有被告都否认自己有从事这种挑选工作，只有汉娜坦承自己参与了这项工作，而且她说不仅他参加挑选 了，其他六个人也都参加了挑选工作，当法官问她：“你是否明白，你要把这些妇女送向死亡？”时，汉娜争辩道：但是总是有新人来，那么原来的人就要为新来的 人腾地方，我们无法留下所有的人，因为没有那么多地方”，法官说：“为了腾地方，你就把那些妇女们挑选出来，对他们说：你、你，还有你，你们要被送回去杀 掉？”，对此汉娜觉得很困惑，于是她问法官：那换了你该怎么办？”，她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望着德高望重的法官，期望她给自己一个回答，台下听审的教 授和米夏都抬起头来望着法官，他们大概也想知道答案，但是法官没有回答汉娜的问题。

在米夏参加的研究班上，有个学生愤怒地对教授说：“我 已经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你叫我们像律师一样思考，但是其中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恶心，这是没有发生在德国人身上，而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我们到底要干 嘛？”，米夏说：“我们在试图理解”，“六个女人把三百个犹太人关在一座教堂里活活烧死，这哪一点值得理解？告诉我哪一点值得理解？”米夏无语了，是的， 要求一个人以个人的力量独自反抗整个国家有组织的犯罪是不现实的，但是当一个民族整个地沉沦于一场反人类的罪恶的时候，个人的行为底线究竟在哪里？探究并 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我们无法避免这种罪恶再次发生。那个学生继续说：“我一开始还相信这将是一场伟大的审判，现在我觉得这只不过是在转移视 线，选出六个女人对她们进行审判，然后说他们是邪恶者，她们才是罪人。碰巧有个受害者写了本书，所以只有她们接受审判，其他人都没事，你们知不知道全欧洲 有多少集中营？大家不停地挖掘每个人知道多少，有谁知道、知道些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父母、老师都知道，问题根本不在这儿，问题是：你怎么能允许这 种事发生？或者更深入一点，为什么你知道后不谢罪自杀？”。

然而对于米夏的纠结或者对于无辜一代对自己父辈一代纳粹行为的纠结，我非常 的理解，就像我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觉得很难受，因为我像米夏一样了解汉娜，我想理解汉娜，但是我又觉得无法容忍她，我觉得我若是理解了她，那就是容忍了 她的罪恶，可是我觉得让我把她说成一个恶魔，我也不能，所以我又想尝试着去理解她，这个电影始终让我非常纠结。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 汉娜觉得去集中营当看守比承认自己是个文盲更让她难以忍受，为什么她会觉得承认自己是一个文盲比接受终身监禁更难以让她容忍，我一直无法理解这一点，就像 米夏所代表的德国年轻一代无法理解为什么汉娜认为终于看守的职守、防止那些犹太妇女逃跑比看着三百名妇女被大火活活烧死更重要。因为那就是她的行为准则， 是她认为的道德，那就是她心中的正义，就像无数纳粹罪行的执行者们一样，他们认为服从命令、尽忠尽职是他们所认为的正义和道德。

汉娜对自 己的行为会对他人的生活乃至生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缺乏想象力，因而也就对自己的行为正当与否缺乏判断力。她并没想作恶，她不过是在自己用欺骗、隐瞒和自 欺欺人营造出来的虚假的但是让她感觉良好的氛围中，自说自话、循规蹈矩地独自生活着，她活在一个完全与现实世界脱节的虚幻的自我世界里，她在自己这个自我 世界里经营着自己的狭小的生活，她恪尽职守、认真努力地工作，掩饰着自己的缺点，那都不是邪恶，都不是为了作恶，那只是狭隘封闭、自私和冷漠，因而她才会 对外界与他人苦难不闻不问、麻木不仁，她根本就不会去想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伤害。这种心理很类似中国人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 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所以她才会为了避免自己被人识破文盲身份而背弃没有她就不能活下去的米夏，所以汉娜才能无视那三百个犹太妇女在火海中的呼号，拒绝打开封杀了三百条生命的 大门。我觉得造成整个国家的罪恶沉沦的是人们对他人苦难的习以为常，是人们在对苦难习以为常后的自私、冷漠与麻木不仁。人们以为关上自家的家门，关上自己 的心扉，假装不知道或者尝试着忘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苦难，就可以安心过自己的日子，熟不知邪恶并不会自己停止，还会有更大的苦难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卷进 来，逃避是逃避不了的，总有一天苦难会以你无法承受的方式叩响你的家门和你的心门，就像犹太人的苦难把汉娜送上了审判台一样，然而汉娜对此却依然感到困 惑，她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研究班的教授给学生们一个阅读书目：卡尔. 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的罪过问题》回答了这个问题，雅斯贝尔斯在这本书里对德国的纳粹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说：“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 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雅斯贝尔斯从哲学的角度对每一个人发出了质问，意即在一场民族性的黑暗面前，光审判几个艾希曼是不够的，只有每个人都完成一次 内心的审判之后，民族精神的救治才可能有效，因为在那场劫难里，许多人都用赞成或沉默投了纳粹一票。

就像我国文革过后，光审判一个四人帮 是远远不够的，对四人帮的审判其实是在发动者开脱罪责，是在为所有参与了、旁观了、容忍了文革罪恶的人们开脱罪责。很多的人们希望把难堪的往事从记忆中抹 去，以推卸自己崇拜的毛领袖的责任或者是推卸自己的责任，所以每当我写关于毛的文章以及关于文革、大跃进等惨烈事件的文章的时候，总有人对我说：过去的就 让这样过去吧。陈凯歌导演曾说：“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或政治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来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 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 的决定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当索尔仁尼琴在写作《古拉格群岛》时，也有许多人劝他“让过去的过去吧”，并说：“如果 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索尔仁尼琴则回答说：“这句谚语的下一半却是：忘记过去，你会失掉两只眼睛。”

我能理解米夏的难受和 纠结，就像我能理解那些无法不爱自己的父母，却又无法理解作为纳粹一代的父母的行为的德国年轻一代一样。因为那罪恶是与他们有关的罪恶，那耻辱也是与他们 有关的耻辱。然而割掉毒瘤尽管会很痛苦，但却是必须经历的痛苦。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说到艾希曼为自己辨护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 唤醒他的良心。”，汉娜的生活中也始终缺乏一个像法庭上的法官那样向她提问的声音，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沉默的大多数恰是独裁暴政大行其道的土 壤，这种普遍的、出于自保目的的沉默是在为黑暗的邪恶着色，使其更加黑暗，等到所有人都觉得做一个文盲比做一个纳粹更可耻的时候，等到所有人都觉得做一个 不服从者比做一个杀害数百条生命的冷血凶手更不道德的时候，耶路撒冷城里就会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了，那就是我们亲手为自己营造的地狱降临了。

当 汉娜在狱中学会了识字之后，她想要自己弄明白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她开始要思考了，她开始去触摸历史的真相，希望发现自己的行为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找来关 于大屠杀的历史书籍，找来了汉娜.阿伦特的书，是自我的阅读而不是朗读让她明白了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她知道了自己原来心里的那个正义导致了什么恶果，她知 道了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她知道米夏无法原谅她，正如她无法原谅自己，于是她站在一摞高高的书籍上面处决了自己。

很 多人问过我：你反对暴力革命，那么你认为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也许该让自己明白一点：对于越演越烈的邪恶，无声就是默许，沉默就是合作，作为沉默 的大多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谁也不是无辜的。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发出自己的声音、记住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责任，忏悔历史、承担责任是我们的 义务，履行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为了避免让我们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没有像一个人那样活着，更是为了避免让我们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像汉娜那样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 变成了一个恶魔。